1937年8月25号，因为大家要一起对抗打进中国的日本鬼子，国共两边又联手了。红军这回变成了八路军，原先的红四方面军里的第4军、第31军，还有西北红军的一些部队，合并成了129师。刘伯承当上了师长，徐向前做了副师长。
大家都知道，129师主要是从原来的红四方面军发展过来的。徐向前是红四方面军的老总指挥，按说让他来当师长，指挥那些战将们，应该是挺顺手的事儿。不过呢，因为国民政府那边对咱们共产党的部队进行了压缩，再加上援西军里头的职务安排，最后129师的师长位置，就让刘伯承给坐了。原来的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，倒是很乐意当他的副手。
跟115师和120师比起来，115师的头儿林彪、聂荣臻，还有120师的头儿贺龙、萧克，他们在红军那会儿就已经是老搭档了，一个管内政一个管打仗，分工清清楚楚，配合得也挺好。可129师的两位师长，刘伯承和徐向前，他们是临时凑到一起的。这俩人都是红军里的厉害角色，都擅长带兵打仗，但之前没合作过。所以，在抗日战场上，他们俩能配合得好吗？
首先，咱们来瞧瞧这两位各自的长处：
师长刘伯承特别厉害，他的军事理论知识特别扎实。他很会制定战略和指挥打仗，还总是想办法改进战术，比如把“游击战”和“运动战”放在一起用，效果特别好。
副师长徐向前实战经验满满，战术上执行得力，特别是在打造根据地、重整部队以及号召群众上，他都做得相当出色。
在129师里，他俩任务分得清清楚楚，刘伯承负责把握整体方向，指挥大局；徐向前呢，就专门钻研怎么打好每一场仗，把战略计划变成实际行动。这样一来，他俩就形成了很好的配合，一个管大方向，一个管具体操作，配合得相当默契。
再者，咱们得有共同的认识根基：
刘伯承在苏联的伏龙芝军事学院完成了学业，而徐向前则是黄埔军校第一期的毕业生。他们俩都特别看重作战时的灵活变通，不赞成死板的教条主义。面对敌人强大、我们较弱的局面，他们俩都觉得应该利用山区的地理优势来打游击战，并且很看重动员老百姓，一起建立稳固的根据地。
他们俩各有各的长处，想法也合得来，一到打仗的时候，配合得就特别好：因为理念一致，行动起来默契十足。
1938年的时候，有个神头岭的战斗，那是为了帮台儿庄战役的忙。129师的任务是截断日军的后勤路线，刘伯承就想了个法子，叫做“引蛇出洞，然后围而歼之”。徐向前带着队伍就在神头岭那边埋伏好了，他们利用地形把阵地藏得严严实实的。结果这一仗打下来，日军1500多人全没了。
这场战斗被日军夸赞为“中国顶尖的游击打法”，成了八路军一个出名的埋伏战例子。
比如说1938年的响堂铺那场埋伏战，刘伯承想了个法子要切断日军的补给线，徐向前直接跑到前线去带兵打仗。他们用了三个团的兵力，把400多个日军都给干掉了，还砸了180辆日军汽车。这场仗打得漂亮，完全能看出他们俩对战场上的消息和动手时机拿捏得有多准。
1938年晋东南那场反“九路围攻”战斗也是这个套路，日军纠集了三万大军来攻打晋东南根据地。刘伯承想了个法子，叫“里头拖着，外头打回去”。徐向前带着队伍绕到日军屁股后面，跟主力部队一起，把日军的围攻给打退了，太行山根据地就这么稳稳当当地保住了。
除了打仗时配合得很好，在建立根据地和让军队与老百姓更好地融合在一起这方面，他们俩的想法也非常接近。
政权建设这块儿，徐向前充分利用政治工作的长处，帮刘伯承一起搞起了“三三制”的民主政权。他们让地方上有声望的士绅也加入进来，一起管理事务，这样一来，根据地的团结劲儿就更足了。
经济管理和动员上：他俩携手推进了降低租金和利息的措施，还带着大家搞生产自救，建起了枪械修理所和军装制作厂，让129师在特别不容易的日子里能够自己养活自己。
军事训练这块儿，刘伯承大佬动手写了本《游击战指南》，徐向前呢，就忙着组织干部们进行培训，让部队里的游击战水平噌噌往上涨。这样一来，大家边打仗边练兵，形成了一个超棒的良性循环。
分析上述内容后，咱们能明白，这两位虽然头一回搭档，但配合得相当好，这全靠他们互相尊重和信任。刘伯承说过，徐向前“敢于挑战硬骨头，也擅长巧妙作战”。反过来，徐向前也夸刘伯承“计谋深远，有大将的气派”。在做决定时，他们俩总是好好商量，很少在外人面前闹意见。
从1940年往前看，这两位合作伙伴带领下，129师的人数从刚开始的一万多涨到了十万大军。晋冀豫这块地方，也成了华北抗日的主要力量。他们俩的合作方式，给共产党的军队做了个榜样，就是“军事和政治一起上”。
刘伯承和徐向前之所以配合默契，是因为他们一个军事才能出众，一个擅长补位，而且两人的价值观一致，对战争局势也都看得透彻。他们联手打仗总能赢，这不算啥，关键是他俩还一起搞根据地建设，给持久抗战准备了充足的物资，还赢得了老百姓的支持。
这种搭配，就是“有头脑的加上能干事的”，它成了中共高层将领合作的一个好例子，对抗日战争的走势产生了重要影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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